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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珺:關于完善分配制度、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思考

          2023-07-05 | 來源:《稅務研究》微信公眾號 | 作者:馬珺
          時間:2023-07-05   來源:《稅務研究》微信公眾號
          作者:馬珺
            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同志就提出了“共同富!边@一概念。隨后,黨的八大提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生產力和進行經濟建設上來,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改革開放以后,在鄧小平同志帶領下黨繼續深入探索實現共同富裕的可行路徑,并提出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以先富帶后富、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思路。進入新時代以來,經過精準扶貧、脫貧攻堅等一系列努力,黨帶領人民消除了絕對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探索出了新時代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和有效路徑。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黨治國理政的一系列重大時代課題作了系統闡述,進一步廓清了模糊觀念,統一了認識,其中也包括推進共同富裕問題。關于共同富裕這個命題,社會上存在一些誤解,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的相關表述,在全面闡述黨的分配政策基礎上,從幾個方面系統回應了此前社會上存在的一系列誤解,進一步打消了一些不應有的顧慮。通過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筆者對分配制度、共同富裕相關問題產生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一、對分配制度的認識
           。ㄒ唬┓峙渲贫鹊膬群
            此前黨的報告中提到“收入分配制度”較多,但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首次明確提出“分配制度”,顯然擴展了分配制度的內涵。其中令人印象特別深刻的是關于“規范財富積累機制”這一表述,雖然字數不多,但提法上是全新的,突出了當前我國分配領域的核心問題。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我國居民并不擁有真正意義上的個人財產,而工資收入相對平均。向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居民收入多元化,經營性收入比重增加,工資差距也逐漸拉開,居民收入差距加大。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隨著要素市場化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特別是近幾年來數字經濟迅猛發展,居民收入來源渠道越來越多元化,居民財產性收入不斷增長,居民財富積累速度加快,財富積累分化速度也隨之加快。當前,我國居民財富基尼系數已遠遠超過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但現行公共政策對財富加速分化的趨勢缺乏有效規制,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
            從收入分配制度到分配制度的拓展,意味著推進共同富裕不僅應關注工資收入分配,還應關注勞動之外的其他要素收入分配和財產性收入分配;不僅應關注作為流量的收入分配,還要關注作為存量的其他方面的分配,比如財產、凈財富分配。未來推進共同富裕的制度建設方面應研究推出新的舉措。
            (二)分配制度的基礎性作用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并從基本經濟制度、三次分配制度體系等角度提出完善現行分配制度的方向。
            一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共產主義社會以按勞分配原則分配社會消費品,但其前提是已經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人可以積累用于剝削他人的生產資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因此,在社會消費品的分配上也應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充分照顧到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利益。
            二是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初次分配的對象是要素收入,主要由市場規則決定,再分配由政府主導,三次分配由社會成員按自愿原則進行,但國家法律制度和政府政策對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都會產生重要影響。當前我國初次分配領域差距對不平等影響較大,再分配平衡差距的作用較弱,對三次分配的激勵和管理不夠,是導致三次分配未能發揮平衡作用的重要原因(楊志勇,2021)。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初次分配制度方面,要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堅持多勞多得,鼓勵勤勞致富,促進機會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同時,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再分配制度方面,要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的調節力度。完善個人所得稅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三次分配方面,要引導、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積極參與公益慈善事業。
           。ㄈ┏姓J資本與民營經濟的重要作用
            在如何對待資本(特別是民營資本)以及如何對待企業和企業家問題上,針對社會上將“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簡單化的模糊認識,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強調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的基礎上,明確提出要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以此打消社會疑慮。
            其中,“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這一提法是首次被寫入黨的報告!肮兄茷橹黧w、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之一,因此,既要大力發揮公有制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又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優化民營企業發展環境,依法保護民營企業產權和企業家權益,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二、對共同富裕的認識
           。ㄒ唬槭裁幢仨毻七M共同富裕
            第一,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黨的二十大報告還強調“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因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
            第二,共同富裕是“以人民為中心”執政理念的題中應有之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以人民為中心是黨的根本執政理念。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為此需要著力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著力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決防止兩極分化,使每個人都跟上現代化的步伐,終極目標是實現人的現代化和人的全面發展。
           。ǘ⿲崿F共同富裕具有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共同富裕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要循序漸進。早在十九世紀末無產階級政黨誕生之時,就確立了消除剝削和壓迫、建立人人平等的公正社會的政治理想,并且提出了實現這一理想的政治主張。但是直到今天,人類社會仍然沒有實現這一目標。站在今天的角度,當時的一些政治主張顯得較為激進,在其后百余年社會主義政權的實踐過程中,基于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當初的政治理想和政策主張也被不斷修正。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之后,在實踐中認識到了共同富裕任務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逐步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模式,提出了漸進實現共同富裕的主張并付諸實踐,終于在建黨百年之時消除了絕對貧困、實現全面脫貧,取得了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階段性勝利。
            下一步,將在縮小相對貧困的基礎上,持續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目標的逐步實現。習近平總書記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分階段促進共同富裕的目標:到“十四五”末,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邁出堅實步伐,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逐步縮;到2035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到本世紀中葉,全體人民共同富;緦崿F,居民收入和實際消費水平差距縮小到合理區間。為此,黨的二十大報告就扎實推進共同富裕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為推進共同富裕指明路徑和方向。
            (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
            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十次會議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闡述了促進共同富裕應把握好的四大基本原則,即“鼓勵勤勞創新致富”“堅持基本經濟制度”“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和“堅持循序漸進”。黨的二十大報告在總結過去經驗與成就的基礎上,特別強調在高質量發展和法治化進程中以系統觀念推進共同富裕,豐富了對上述四大原則的理解。
            1.堅持在高質量發展中推進共同富裕。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首要任務,奠定中國式現代化堅實的物質基礎。目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推進高質量發展還有許多卡點瓶頸,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強,無論收入的提高還是財富的積累,最終取決于高質量發展。因此,要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著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勵共同奮斗創造美好生活,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政策上不應因為推動實現共同富裕而犧牲發展目標,不搞大鍋飯和平均分配。一方面,要統籌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既要鼓勵勤勞致富,還應鼓勵創新致富。要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強發展能力創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條件;要提升全社會人力資本和專業技能,提高就業創業能力,增強致富本領;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給更多人創造致富機會,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2.在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下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積累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黨長期探索實踐的理論成果。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財富積累機制過程中,政府扮演重要角色,起到關鍵作用。要讓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成為真正的“有為之手”而不是“攫取之手”,必須在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的前提下,扎實推進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設是全面依法治國的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政府再分配活動必須遵循法治原則。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依法規范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下一步需要結合我國實際,以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方式,充分采納各方面意見建議,出臺符合我國長遠利益和人民期待的具體措施。
            (四)以系統觀念推進共同富裕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系統觀念”,這對推進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分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系統工程,推進共同富裕的相關政策不能只關注分配結果,還應考慮其對生產、消費和人的行為等方面產生的影響,以避免片面認識。
            與歷次報告不同的是,黨的二十大報告著眼于2035年甚至是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中國現代化。因此,報告中關于推進共同富裕的亮點和提法不是孤立呈現的,而是前后連貫系統表達的,我們也不應孤立地就某個問題去報告中尋找答案。比如,對于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和財富水平、如何對待資本等關鍵問題,報告中并非僅僅在“完善分配制度”這一部分進行闡述,而是在多處都有涉及。這種表述方式也呈現了共同富裕問題的復雜性,需要以系統思維來解決。把報告不同部分的相關內容整合起來系統考察,有助于全面領會黨的分配制度。
            三、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重點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需要建立包含一、二、三次分配在內的政策制度體系加以解決,在具體工作中必將面臨一系列政策制度平衡。比如,需要平衡促進機會公平與結果公平的關系,平衡發揮市場作用與政府干預的關系,以及平衡調節收入分配與規范財富積累機制的關系等。相對于這些文獻,黨的二十大報告論述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時,在平衡上述關系上展現出一些值得重視的新亮點,同時也闡述了促進共同富裕的政策重點。
           。ㄒ唬└訌娬{促進機會公平
            機會公平是最大的公平。讓每個人都有平等機會參與競爭,發揮個人最大潛能去創造收入和財富,使每個人都能以有尊嚴的方式獲得自尊的物質基礎,這是現代正義理論的基本原則之一。
            黨的十八大報告雖然提出“逐步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但并非在收入分配相關部分專門提及。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沒有出現“機會公平”字樣。與上述兩份報告相比,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促進機會公平”,這也是黨的報告中首次在“分配制度”部分提及“機會公平”,無疑是觸及了問題的根源。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需給所有人創造平等的致富機會,相關政策措施則在黨的二十大報告的多個部分均有體現。一是通過公共服務均等化,使所有人接受平等的基礎教育,享有平等的醫療健康服務,使每個人有能力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參與市場競爭。二是通過消除就業壁壘,使所有就業機會向所有人開放。特別是要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破除妨礙勞動力和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使人人都有通過勤奮勞動實現自身發展的機會。三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提升專業技能,增加就業創新機會,提高就業創業能力,特別是要防止社會階層固化,暢通向上流動通道,形成人人參與的發展環境。
           。ǘ└訌娬{用好市場機制解決分配問題
            我國居民收入和財富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在初次分配中形成的?紤]到居民部門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較低,并且其中勞動收入所占份額持續下降,要素市場上的初次分配對低收入者十分不利,黨的十八大報告就提出要“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鑒于多年來該問題沒有根本解決,黨的二十大報告繼續強調要“探索多種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再次強調解決分配問題要“增加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這實際上意味著未來在分配政策上將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而不是片面強調政府再分配。這要求健全各類生產要素由市場決定報酬的機制,拓展和創新收入分配方式(寧吉喆,2022)。
            實行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管理、知識、數據等生產要素由市場評價貢獻、按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不僅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益、推動創新發展和轉型升級,也有利于促進低收入者收入和財富增長。低收入者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自己的勞動,規范要素合理流動就等于給予了其平等就業、取得勞動要素收入的機會。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這意味著通過深化要素市場改革,讓勞動的價值充分實現,以市場化方式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直指仍然存在的戶籍壁壘和城鄉分割制度的要害。
            財產則是能夠帶來收入的另一種要素。當前,財產性收入不平等已經成為我國居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主要原因。低收入者由于不擁有或只擁有少量無法變現的財產,很難或很少擁有財產性收入(李文等,2020)。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這是我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大創新,也是增加城鄉居民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舉措。
            那么,如何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就農村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一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堅持城鄉融合發展,暢通城鄉要素流動;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二要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三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賦予農民更加充分的財產權益;保障進城落戶農民合法土地權益,鼓勵依法自愿有償轉讓。就城鎮看,重點是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讓他們享有在城市就業和創業的平等權利,此外,要促進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發展,支持居民合理擁有住房資產。當然,拓寬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無論城鄉都要求推動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豐富居民可投資金融產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紅激勵機制(寧吉喆,2022)。
           。ㄈ└訌娬{發揮財政的兜底作用
            政府財政要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發揮積極作用,但這并不意味著財政分配應該發揮主體作用。黨的二十大報告非常明確地對財政的角色作了定位,強調公共財政要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實推進共同富裕。這意味著更加強調發揮財政的兜底作用,社會不應期待分配差距的合理縮小完全通過政府手段來解決,在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下,這既不現實、也不必要。
            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點是加強基礎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設。即使將來發展水平更高、財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過高的目標,搞過頭的保障,堅決防止落入‘福利主義’養懶漢的陷阱”。促進共同富裕還要循序漸進,F在社會上存在一些模糊認識,比如過分強調通過再分配改善低收入者福利水平。這顯然是對黨的分配政策和共同富裕政策的過于簡化和片面的認識。
           。ㄋ模└訌娬{源頭治理,從解決體制機制問題入手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眾多急待解決的難點問題,很多都是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長期存在而未能系統解決的。
            黨和政府對分配問題的體制根源一直有著清醒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提出,城鄉之間“二元結構”形成的差距是我國發展中最大的差距,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形成的差距則是最突出的差距,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創新體制機制,著力破除影響社會公正的“二元結構”。當前,我國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現實中過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經由城鄉二元結構而進一步強化的。新時代以來,通過相關領域不斷深化改革,系統性解決問題的條件更趨成熟,黨的二十大報告在“完善分配制度”“實施就業優先戰略”“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等不同方面,就如何優化體制機制在方向上給出了答案。
           。ㄎ澹└訌娬{規范財富積累機制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規范收入分配秩序是過去長期堅持的政策目標,通過規范收入分配秩序,以期“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耙幏敦敻环e累機制”這個提法是全新的,因此也引發更多關注。
            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財富結構是不同的。收入越高的居民,金融資產占其財富的比重越大;而中低收入居民財富主要為房產和存款。研究表明,1990-2008年我國居民間財產差距平滑了收入差距,主要原因是原公有住房商品化使一大部分居民以低成本取得自有住房,一定程度上拉平了收入差距。而2008年以后,財產差距惡化了收入差距。原因主要是,城市中的非戶籍人口與擁有當地城市戶口的居民相比,面臨著更多的不確定性,獲得抵押貸款的渠道有限,而且更缺乏獲得低成本住房的資格,因此積累的財富也較少,這些差異在戶籍制度更嚴格的一二線城市和年輕人群中更大。
            基于歐洲不同類型國家的對比研究表明,慷慨的公共政策對縮小財富差距有積極作用。多年來,我國采取了很多措施緩解住房財富差距,包括發展經濟適用房、共有產權房和棚戶區改造等。但總體上講,現行政策特別是財稅金融政策有利于房產所有者,而不是租房者。后者的收入水平通常更低,既要承擔更多的房租支出,也失去了戶產增值收益的可能性,進一步擴大了收入差距。未來在提供政策房、租金補貼、稅收優惠、社會保障和金融服務可得性等方面,仍有廣泛政策空間。
            對于通過勤勞勞動和合法經營獲得的財富,國家政策是鼓勵的,也是受法律保護的。但是,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接受部分社會成員的財富無限積累,這既是一個現實政策問題,也是困惑世界各國政府的政治哲學難題。當前,這也是世界其他國家的政策熱點,西方發達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重新提起了如何規范財富積累的問題。我國也需要給出自己的答案,從而在激勵社會成員創造財富和有效推動實現共同富裕之間找到適宜的道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
           。ū疚臑楣澾x,原文刊發于《稅務研究》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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